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 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 ¹，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chǔ) 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 (shú) 与天地阴阳之事 ²。而贤者³ 有不知，其故何也? 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¹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²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³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昔者，山巨源 ¹ 见王衍 ² 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 (qǐ)³ 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 (yǎn) 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 (zhì)⁴ 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 ⁵，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xuàn)⁶ 世，非德宗 ⁷ 之鄙 (bǐ) 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¹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²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³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⁴忮：嫉恨。⁵惠帝：晋惠帝（290—306 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⁶眩：通“炫”，惑乱。⁷德宗：唐德宗（780—805 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 (lǚ) 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 (kē) 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 (gòu) 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 (lǔ) 之衣。食犬彘 (zhì) 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 (hè) 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
大事年表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 岁时娶妻程氏，27 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 (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 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 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 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事佛奉道
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即 1030 年）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即天圣庚午）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苏洵少不喜学，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大概在皇祐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嘉祐初，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苏洵（公元 1009 年 5 月 22 日至 1066 年 5 月 21 日）字明允，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009 年 5 月 22 日），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1066 年 5 月 21 日），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 < 嘉祐集 > 二十卷，及 < 谥法 > 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 27 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1056 年（仁宗嘉祐元年），领苏轼、苏辙去汴京，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宋嘉祐三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嘉祐五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苏洵即去世，朝廷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
墓地
苏洵墓，别名苏坟山，位于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为苏洵及夫人程氏、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进行过大修。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中有“苏君，讳洵，字明允……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早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洵为葬亡妻程氏，便在武阳县（属眉州）东北安镇乡可龙里的“老翁井”侧面，距“老翁井”仅十余步的地方寻得墓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的前妻王弗病逝于京师，1066 年苏洵亦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扶柩归蜀，将苏洵、王弗葬于此。苏轼《亡妻墓志铭》载：“（王弗）葬于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三苏祠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原为五亩庭院，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摹拟重建。经历代增修扩建，现占地 86 亩。三苏祠既保持了苏氏故居的风貌，又体现了祠园建筑的古朴幽深。祠内供奉陈列有三苏及子孙、女眷塑像，还供奉有眉山始祖苏味道画像和列代先祖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三苏祠沿革展、碑廊苏轼手迹刻石 80 多通，宋、明、清、民国碑约 30 通。除此而外，馆内还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2007 年，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投巨资，新建东园碑廊、三苏纪念馆（生平陈列馆）、旅游接待中心等，面积新增 20 余亩，总面积共计约 104 亩。生平陈列展厅面积由原 300 多平方米，增至约 3000 多平方米。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2010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文学成就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突击取胜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 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 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谱学贡献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