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春云如兽复如禽，日照风吹浅又深。
谁道无心便容与，亦同翻覆小人心。
两株桃杏映篱 (lí) 斜，妆点商山副使 ¹ 家。
两株桃树和杏树斜映着篱笆，点缀着商山团练副使的家。
¹副使：作者当时任商州（今属陕西）团练副使。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为什么春风竟然容不得这些，惊走了莺黄又吹折数枝花。
春云如兽复如禽，日照风吹浅又深。
春天的云彩像兽又像禽，在日照风吹下变浅又变深。
谁道无心便容与 ¹，亦同翻覆(fù) 小人心。
谁说无心就能逍遥自在，其实也像反覆无常的小人。
¹容与：悠闲，逍遥自在的样子。
组诗第一首写诗人住所的竹篱下侧生长着桃杏树各一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诗人简陋的住房就靠它装饰点缀着。可是这一日无情的春风不但吹断了几根花枝，连正在树头啭鸣的黄莺也给惊走了。于是诗人责问春风：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家这点可怜的装饰呢？春风无知，诗人责问得无理，但正是这无理的责问真切地描摹出了诗人心头的恼恨，由此也反衬出了诗人对那倾斜于篱前的桃杏和啭鸣于花间的黄莺的深厚感情，曲折地反映出了诗入生活的孤寂凄凉。同时，这一责问还另有含意。灼灼桃杏和呖呖莺声本是妆点这明媚春光的，而春风又正是召唤花开鸟啭的春天主宰。这有功无过的桃杏装点了明媚的春光，却不为春风所容，正是隐喻诗人的遭遇。作者以桃花杏花自比，用春风暗指皇帝和佞臣，既抒发自己蒙冤受贬之情，也有对皇帝昏庸无知的谴责。以篇幅短小的绝句，不用一典而能包含十分丰富、深远的意蕴，技巧已臻化境。
第二首诗的意思取自杜甫《可叹》诗的“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而进一步将比喻世事变幻无常的题旨改为对翻云覆雨玩弄权术的奸佞小人的憎恨。
《蔡宽夫诗话》云：诗人作此诗后，其子嘉祐曾提出第一首后半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欣然说道：“我所作诗句的精诣，竟然能够暗合杜子美么！”不但没改，反而又咏一首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引）对自己诗风的“暗合”，其实也就是由学白居易转而向学杜甫，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此处杜甫诗是指《绝句漫兴九首》之二。王禹偁 在遣词命意上与杜诗的确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创造出全新的境界。
”
王禹偁，出身贫寒，《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王禹偁九岁能文，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王禹偁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
端拱元年（988 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来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后拜左司谏、知制诰。
淳化二年（991 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
淳化四年（993 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 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改知扬州。
宋真宗即位（997 年），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 年）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今湖北黄冈）。
咸平四年（1001 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
《宋史》与《东都事略》都有其传。
苏轼所撰《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称他以“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欧阳修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瞻仰其画像，又作《书王元之画像侧》。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 卷，集名出自《易经》：“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13 卷，以及清光绪年间的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较高者，他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较为突出，促进了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宋初诗派林立，但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王禹偁属“白体”。
古文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而不能“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义正辞严，笔触锋利。
其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中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现出一种忿懑不平的心情。文章多用排比，音调优美，富于诗味。《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妇人机智杀敌的 故事，又借题发挥，谴责了当权者在军政措施上的不当，既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又有恳切的议论。此外《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作为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画像赞并序》），当非溢美之辞。
文论方面，王禹偁提出了传道、明心与有言、有文。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发抒自己的政见和内心感受。于“传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这是王禹偁在理论上的一种贡献。所谓“明心”是指自己的内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无愧，以文明心和传道，实质上是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并偏重在文的方面。
诗歌
在诗歌方面，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显然这种说法稍嫌夸张，但宋初诗风确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之分，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重要的白体诗人。然而，王禹偁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白体诗人却是同中有异。王禹偁早年多作闲适诗，晚年多作讽喻诗，与白居易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深刻的自省意识，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甚至在晚年自编的《小畜集》中很少收录早年作品。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佑》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五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
他的诗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短诗，却笔调清丽，饶有风韵。如《村行》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他还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艺术营养。如《畲田词》：“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洋溢着劳动者的乐观感情，饶有民歌清新活泼的风味。他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风气。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
词
王禹偁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具体地说，点绛唇这首词在宋初词坛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秾丽的氛围中以清丽取胜；在狭窄的词境中以开阔见长。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风格讲，这首词都很具特色，从柳永的《雪梅香》（“景萧索”）、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点绛唇》（“燕雁无心”）等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这首词影响的某种痕迹。因此，王禹偁这首《点绛唇》应当被视为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王弈清称赞此词“清丽可爱”，并因此推崇王禹偁“岂止以诗擅名”（《历代词话》卷四转引）。王禹偁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