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西湖 ¹ 最盛，为春为月²。一日之盛，为朝月，为夕岚(lán)³。
西湖最美的景色为春时月夜。一天里最美的景色是早晨的月雾，是傍晚山间的风光。
六桥：在西湖苏堤上，元祐五年（1090 年）苏轼知杭州，开浚湖水，所积葑草，筑为长堤，向西迤北，横截湖面，绵延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筑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六桥依次为映波、镇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¹西湖：在杭州市西，汉时称明圣湖，唐后始称西湖。周围约十五公里，面积约五点六平方公里。风景绮丽，有“三潭印月”、“苏堤春晓”、“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断桥残雪”、“南屏晚钟”、“雷峰夕照”诸景。解放后，全面疏浚，湖水清澄，环湖名胜修葺一新，是中国有名的游览胜地。²为春为月：为春时月夜。³岚：山中雾气。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 (lè)¹，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kuì)² 数³为余言：“傅金吾 ⁴ 园中梅，张功甫 ⁵ 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 ⁶ 至苏堤 (dī) 一带，绿月红雾 ⁷，弥漫二十余里。歌吹⁸ 为风，粉汗为雨，罗纨 (wán)⁹ 之盛，多于堤 (dī) 畔(pàn)之草，艳冶 (yě)¹⁰ 极矣。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气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景观更是奇特。石篑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物，应该赶快去观赏。”我当时迷恋着桃花，始终舍不得离开。湖上从断桥到苏堤一带，绿柳迎风飘拂如绿月，桃花盛开如红雾，弥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乐随风飘扬，带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着各色丝织品的富裕游客很多，超过了堤畔的草，真是艳丽极了。
¹梅花为寒所勒：指梅花因大寒而迟开。勒：制。²石篑：即陶望龄，绍兴人。³数：屡次。⁴傅金吾：金吾是官名，明亲军中有金吾卫。傅氏不详。⁵张功甫：张鎡，字功甫，号约斋，南宋人，张俊之孙。“园林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玉照堂为其北国诸胜之一。有梅花四百株，开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⁶断桥：又名段家桥，位于白堤东头。⁷绿月红雾：白堤与苏堤两边，各有一行杨柳与桃树，所渭“杭州苏堤六条桥，一株杨柳一株桃”。每到春日，杨柳 j 泛绿，桃花吐红，一眼望去，如绿月红雾。⁸歌吹：泛指音乐。吹：管乐声。⁹罗纨：丝绸。这里指穿着绫罗的仕女游人。¹⁰艳冶：或作冶艳，艳丽。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 ¹。其实湖光染翠之工²，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chōng)³ 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 ⁴ 可为俗士道哉？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在午、未、申三个时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巧，山岚设色之美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时，那时西湖才尽显浓艳和娇媚。月景之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颜色，水的意味，更是别有情趣韵味。这种乐趣只留给山僧和游客享受，怎么能够对那些凡夫俗子述说呢？
¹午、未、申三时：约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五时。²工：巧。³夕舂：指落日。⁴安：怎么。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月，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月，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月、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月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月”“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月、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月，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 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月”、“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瓶史》一书，是 1599 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时年 32 岁。袁宏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瓶史引》中，他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说：由于“为卑官所绊”，身不由己，于是，“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袁宏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袁宏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谈到袁宏道时曾说：他“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此虽小道，实艺术之一种，有学问在焉”。由此可见袁宏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的人。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 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 280 余幅。此书的序言说：“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宏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袁宏道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专门写了《瓶史》一书，讨论插花艺术。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在日本评价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来。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