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 韩愈 – 唐代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 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 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 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 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注解

或问谏议大夫 ¹ 阳城 ² 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 ³ 之鄙 。晋之鄙人,熏 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 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 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 他学识渊博,广见多闻,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
¹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进行规劝。²阳城(736—805):原隐居中条山(今山西南部),788 年(贞元四年),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旧唐书·阳城传》载,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其他谏官纷纷论事,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及贞元十一年。德宗听信谗言,要处分贤相陆贽,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阳城拼死极谏,使事态有所改变,他则受到贬谪。³晋:周时古国名,辖境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⁴鄙:边境。⁵熏:熏陶,影响。⁶大臣:指李泌。《顺宗实录》载,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李泌为相,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⁷阳子:即阳城。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 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 (jiǎn) 蹇,匪躬之故 ¹。”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² 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 ³ 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 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 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 乎? 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 。”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¹⁰ 击柝 (tuò)¹¹ 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 ¹² 矣,尝为乘田 ¹³ 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 ¹⁴ 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 ¹⁵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易经·蛊卦》的“上九”中说:“不愿侍奉王侯,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中又这么说:“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 就像《蛊卦》的“上九”爻说的那样,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说的,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此种志向不当效法,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不能算是不长久了;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啊;问他有多少俸禄,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问他朝政情况,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吗? 况且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不能称职就该离去;有进言任务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 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 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贫,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当个守门、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总是说“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总是说“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难道可以吗?
¹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不避艰难,辅助国君,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蹇蹇,尽忠的样子。匪,通“非”。躬:自身。²蹈:践,此处为履行、实行之意。³旷:空缺。⁴越、秦:周时两个诸侯国,相隔很远,越在东方,今浙江一带。秦在西北,今陕西一带。⁵下大夫:周时的职级名,列国的国卿。唐制,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年俸二百石,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⁶“有官守者”四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下》。⁷禄仕:为了俸禄而出仕。⁸“仕不为贫”二句:见《孟子·万章下》。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许的。⁹“宜乎辞”二句: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即以官为业,不应居高位,取厚禄。¹⁰抱关:守关门。¹¹击柝:打更。¹²委吏: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¹³乘田:古官名。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¹⁴会计:管理财、物及出纳事。¹⁵章章:显明的样子。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 是启之也。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所以,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中说:“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就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韩愈 回答说: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那他可谓更糊涂了。进去为君主献策,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那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间,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为谏议大夫,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奉行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刚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束好腰带,挽起发髻,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况且阳先生的想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 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韩愈 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经世致用,普济天下。勤恳努力,终身不懈,到死才罢休。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国时,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就离家了。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 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耳目对人来说,耳管听,眼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人贤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贤的身体。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确实是贤人,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而怜悯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 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韩愈说:君子有官位,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未得到官位,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所以被杀。《国语》上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 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作者简介
韩愈(768 年-824 年 12 月 25 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 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 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 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 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 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 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 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地,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此间,韩愈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 年—789 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 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 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 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 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 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 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 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 年),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 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 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 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 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 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 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 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 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 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 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 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 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 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 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 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 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 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 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 月 25 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 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丰功伟绩。

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墨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 700 余篇,其中散文近 400 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轶事典故

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设水布
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就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

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吏部开锁
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当时吏部的吏员中令史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鸢飞鱼跃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连州知州石炳璋从阳山拓韩愈真迹,将“鸢飞鱼跃”四字刻于燕喜亭右后侧的卧龙石上,后有何健的楷书题跋:“韩公大字世罕见之,乾隆壬寅,健秉铎阳山,得四字于土人家,为之勒石。”韩愈“鸢飞鱼跃”石刻见于山东潍坊十笏园、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西贺州小西湖、肇庆七星岩等地,影响颇广。

过马牵山
韩愈到任潮州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

驱逐鳄鱼
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设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在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

梦吞丹篆
韩愈在年少之时曾有一梦,梦中有一个人和一卷丹篆,自己被迫强行吞下丹篆,旁边还有一人在拊掌大笑,顿时觉得惊恐不已,随即便醒来了。

醒后,韩愈只觉胃中似乎犹如有物体噎住一般,而且尚能记上其中一两字,笔法非凡。之后得缘见到孟郊,总觉得似曾相识,细想之下才惊奇地发现,孟郊就是那个梦中在旁大笑之人。此事在《异人传》中有记载,在《龙城录》中的记录也较为详细,据说韩愈醒后“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

梦事中所讲的“丹篆”即为道教咒符之文,常以丹砂书之,笔画呈云迥篆书。韩愈明确反对佛教信仰,但颇信道教丹药。至于道教的符咒之文,实际上并无兴趣。对于韩愈梦中会出现“丹篆”,可理解为两点:第一就是韩愈对文学的追求所产生的梦魇,他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笔势特别,所以便在梦中以人们常见的“丹篆”显示了出来; 第二可能就是在暗喻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意趣,“丹篆”正是根据秦汉古文字大篆小篆之形演化而来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行为思想皆可影响其睡梦中的境况,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关于此梦是韩愈在受人瞩目之后对人所讲述的,所以也不排除有附加成分。而梦中孟郊在旁拊掌而笑,也当属鼓励,而非嘲笑。大概是韩愈潜意识中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以至于后来见到孟郊,并与其关系密切后,就很自然地把梦中“拊掌而笑”者同密友孟郊联系起来了。

误传相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世人画韩愈像,脸小且美髯,戴纱帽。这其实是南唐的韩熙载,在北宋时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像保存,题词非常明确。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便误以为是韩愈。韩愈身体肥胖而少胡须。此后,韩愈配享孔子,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无法辨别,便一直认为韩熙载的画像为韩愈。

风流成性
据记载,韩愈纵欲且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韩愈听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陶谷《清异录》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退之投书
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曾与客人共登华山,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遗书,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华阴县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

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文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

介绍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 3 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 岁读书,13 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 (792 年) 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 (819 年) 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 (824 年) 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 (甫) 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后世纪念

墓址
主词条:韩愈陵园、韩愈墓

韩愈陵园(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 6 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

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始建于公元 825 年(宝历元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 10 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 13 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 5 丈,围 1.2 丈;右株高 4 丈,围 1.1 丈。

1986 年 11 月,韩愈墓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韩祠

主词条:韩文公祠(潮州韩愈纪念馆)

韩文公祠(即潮州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潮州市城东笔架山麓,公元 819 年(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并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

咸平二年(999 年),在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韩祠建立。祠宇据地高旷,构造古雅,占地 328 平方米,系双层垂檐建筑。其下层为展览厅,上层辟为“韩愈纪念馆”,阁前石砌平台正中有 2 米多高的韩愈平身石像 1 尊。内分前后二进,并带两廊。后进筑在比前进高出几米的台基上,内供韩愈塑像。堂上有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祠内有历代碑刻 36 块,其年代最早者即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从城南移此,置正堂南墙下。祠内前后二进梁柱,还分悬今人为重修韩文公祠所题写的匾额。韩祠倚山临水,肃穆端庄。

1988 年,原侍郎亭旧址又新建了“侍郎阁”(因韩愈曾任刑部侍郎)。周围为历代韩祠碑刻和韩愈笔迹。饶有趣味的是“传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种读法。庭园有碑廊,保存现代名人评价韩愈的书法碑刻。后山腰为侍郎阁,阁前有韩愈石雕头像,阁内辞为韩愈生平展览馆。

2006 年 05 月 25 日,韩文公祠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纪念馆

主词条:阳山韩愈纪念馆

阳山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阳山县境内,这是为了纪念曾任阳山县令的大文豪韩愈而修建。展厅内挂满了韩愈在阳山留下的手迹石刻及历代文人景韩诗文的拓片。展厅内,有一张珍贵的韩愈全身像的拓片。在纪念馆内,存有肖炳堃的摩刻附有诗及诗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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