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阮籍醒时少 ¹，陶潜醉日多²。
阮籍清醒的时候少，陶渊明也是醉酒的多。
¹“阮籍”句：此用阮籍的典故。阮籍生活于三国时魏国末年，当时司马昭父子把持朝政，蓄谋篡位，为此，他们积极网罗人才，不肯为其效劳者则被施以重罚，甚至下狱。阮籍违心接受了司马氏的官职，既不想为其效力，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遂每日饮酒，醉醺醺、晕沉沉地糊涂度日。²“陶潜”句：此用陶渊明的典故。陶渊明是东晋末期人，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却只做了享有“五斗米”的小官。他不满于当时混乱不堪的局势，挂冠归隐，回乡后终日饮酒赋诗、耕田垦地，过着“携酒去，载诗归”的诗酒人生。
百年 ¹ 何足度 ²，乘兴且长歌。
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还是乘着酒兴，赋诗作文，来自寻快乐吧！
¹百年：《列子·杨朱》：“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故借指人的一生。²何足度：过得很快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 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 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
王绩 (585–644)：汉族，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 人，唐朝医生、著名诗人。
其兄王通，也是当时名医，绩尝任秘书正字，后借故辞归，专心以医药济人。出身官宦世家，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弟，唐初诗人王勃是他的侄孙。王绩一生郁郁不得志，在隋唐之际，曾三仕三隐。心念仕途，却又自知难以显达，故归隐山林田园，以琴酒诗歌自娱。曾在隋代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初唐时，曾官太乐丞，后弃官隐居于故乡东皋村，纵酒自适，其思想受道家影响甚深。所作诗多以爱酒为题材，盛赞嵇康、阮籍；以田园闲适情趣为内容，歌颂陶渊明，后人辑有《东皋子集》。
王绩自幼好学，博闻强记。隋开皇二十年（600 年），只有 15 岁时便游历京都长安（今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大业元年（605 年），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性简傲，不愿在朝供职，改授扬州六合县丞。但因嗜酒误事，受人弹劾，被解职。其实，他并不看重官职，故感叹道：“网罗在天，吾且安之。”这时隋末大乱，他常和隐士仲长子光在一起饮酒赋诗，养鸟等均有研究。
王绩性情旷达，嗜酒如命。唐武德八年（625 年），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门下省例，日给良酒三升。其弟王静问：“待诏快乐否？”回答说：“待诏俸禄低，又寂寞，只有良酒三升使人留恋。”待中陈叔达闻之，由三升加到一斗，时人称为“斗酒学士”。贞观初期，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后因焦氏夫妇相继去世，无人供应好酒，于是弃官还乡。回到东皋后，他把焦革制酒的方法撰为《酒经》一卷；又收集杜康、仪狄等善于酿酒者的经验，写成《酒谱》一卷。在所居之东皋，为杜康建造祠庙，并把馈赠过美酒的焦革也供进庙中，尊之为师，撰《祭杜康新庙文》以记之。王绩因对现实不满，终于走上隐居之路，但有人以酒邀者，无不乐往。其《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后》等诗文，均被太史令李淳风誉为“酒家之南董”。
除好酒外，王绩还好弹琴，曾“加减旧弄”，改编琴曲《山水操》，为世人所赏。又精于占卜算卦，兼长射覆。但最大成就在于诗歌，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行世，被后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扭转齐梁余风，为开创唐诗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贞观十八年（644 年），王绩病卒于家中。与陶潜的《自祭文》一样，生前已备有自撰志铭，并嘱家人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