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嫌恶命运艰难困苦，有谁见了钱财不亲近呢？好似水晶环跌进报糊盆，沾着一些不算，还要拼命地滚上几圈。再好的文章，不过用来封糊装钱的囤帘；清白的门庭，不惜改作迷魂的妓院；哪里去找什么“清廉”？全都打入了藏财的褡裢。倒是糊里糊涂迷迷糊糊的，官做得最安稳。
¹命窘：命运艰难困苦。²水晶环：喻洁白聪明的人。³面糊盆：喻一塌糊涂、十分肮脏的社会。⁴粘：指污浊肮脏的社会风气。⁵滚：喻圆滑世故、同流合污。⁶文章：这里指才能和知识。⁷门庭：犹言“门第”。⁸迷魂阵：指妓院。⁹睡馄饨：喻糊涂人。¹⁰葫芦提：糊涂。亦指代喝酒。
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 张可久 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
张可久存世作品现存小令 855 首，套曲 9 首，数量为有元之冠，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元代 220 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其他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钟嗣成《灵鬼簿》记载，“有《今乐府》盛行于世，又有《吴盐》、《苏堤渔唱》”，另有胡存善编《小山乐府》)，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散曲集有《小山乐府》、《张小山小令》、《张小山北曲联乐府》等版本传世。
明朝朱权在其《太和正音谱》中称张可久为“词林之宗匠”，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明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
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
张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代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三种行于世（见曹本《录鬼簿》），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编有《小山乐府》（同上）。今存散曲，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其数量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然以散曲盛称于世。元·高栻《双调·殿前欢《题小山苏堤渔唱》称其“才华压尽香奁句，字字清殊”，“价等连城玉，名重《长门赋》”；大食惟寅《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称其“声传南国，名播中州”。明·贾仲明补《录鬼簿》挽词，称“照耀乾坤《今乐府》，《苏堤渔唱》文相助，又《吴盐》余意续”，“荆山玉，合浦珠，压倒群儒”（天一阁本《录鬼簿》）。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瑶天笙鹤”，又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明·李开先序乔吉、张可久二家小令，谓“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王骥德《曲律》则辩云：“李则（王）实甫，杜则（马）东篱，始当；乔、张，盖长吉、义山之流”。清·刘熙载《艺概》称乔、张“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惟张尤翛然独远耳”。今人或有以为小山曲风雅丽，其曲作有“不脱词境”、“词曲间几乎一致”者，但亦肯定“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华一派之所由立也”（任讷《曲谐》）。
部分作品如〔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等抒发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卖花声〕《怀古》等曲写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险恶。这类作品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现实。他的小山散曲的又一内容是向往归隐，描写归隐生活中的情景。“依松涧，结草庐，读书声翠微深处。”张可久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不少唱和之作，显得平庸。虽有愤懑和不满，但仍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其作品多为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和应酬怀古之作。作品表现了闲适散逸的情趣，同时吸收了诗词的声律，句法及辞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种清丽而不失自然的风格。明清以来颇为文人推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之宗匠”。享誉当时，是一代曲风转捩的关键人物。元散曲前期创作崇尚自然真率，后期则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的创作实践在曲风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散曲在后期被视为典范。
地位
张可久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而他的散曲里涉及的是隐居和游荡的江湖生活，正如他自己所形象概括的“半纸虚名，万里修程”[上小楼《春思》]。
张可久长期为吏的身世，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伤，向往归隐。因此，描写归隐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显得多一些。“归隐”虽然是一个传统题材，而对张可久来说，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 70 岁尚任小吏“昆山县幕僚”；80 岁还任“监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显得平庸；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又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顺从，虽有愤懑和不平，都表现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
张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元代前期，散曲家时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在这划时代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离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丰富多彩而又清丽的风格，自成元代散曲鲜花中的奇葩。《录鬼簿》把张可久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类。他专攻散曲，特别致力于小令，能得乐府遗妙。
张可久的散曲作品，当时即已集成。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存小令 855 首，套数 9 篇，占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著有《吴盐》、《苏堤渔唱》、《小山北曲乐府》等散曲集，又有天一阁本《小山乐府》共六卷。
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被誉为“词林之宗匠”。清代诗论家刘熙载推崇他为“曲家翘楚”。他的散曲主要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锻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诗词作法，籍以入于典雅。许光治说他“俪辞追乐府之工，散句撷唐宋之秀”（《江山风月情·自序》）。李开仙《小山小令序》评小山乐府，谓如瑶天笙鹤，有不食烟火气，可称之为“曲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