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入，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昔众尝至一乡陬 (zōu)¹，颓(tuí) 然靡 (mí) 然²，昏昏冥冥 ³，天地为之易然，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⁴，心为之荒惑⁵，体为之败乱⁶。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hān) 适⁷之方 ⁸，甘旨⁹ 之尝，以徜 (cháng) 以徉(yáng)¹⁰，是为醉乡。”
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歪歪倒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然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畅快舒适的地方，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这里便是醉乡。”
¹乡陬：偏僻的地方。陬：隅，角落。²颓然靡然：颓唐萎靡的样子。该句以下七句，均系写酒醉时的状况。³昏昏冥冥：昏暗不明。⁴眩：眼花，看不清。⁵荒惑：恍惚迷惑。“荒”通“恍”，恍惚。⁶败乱：受到损害扰乱。⁷酣适：酣畅适意，指痛快饮酒。⁸方：地方，处所。⁹甘旨：美味。¹⁰徜徉：安闲自在。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 ¹ 之徒矣。当是时，神州 ² 陆沉 ³，中原鼎沸(fèi)⁴，而天下之入，放纵恣(zì) 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 ⁵ 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那么，进入醉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
¹刘伶、阮籍：俱为西晋人，与嵇康、向秀、王戎、山涛、阮瑀、阮咸等五人交好，世称“竹林七贤”。刘、阮好酒，刘伶尤甚。《晋书刘伶传》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chā）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²神州：中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³陆沉：国家陷于灾祸，有如大陆沉沦。⁴鼎沸：形容局势不安定，有如鼎水沸腾。鼎，是古代的一种炊器。⁵或以为可以解忧：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相传杜康为始造酒者，曹操诗以杜康为酒之代称。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 (duò) 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¹？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²，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啊！自从刘伶、阮籍以来，醉乡遍及天下；醉乡有了人，天下就没人了。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颓废消沉，萎靡不振，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虽然不曾进去而被迷惑了想进去的人，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而昏聩无能，丧德败乱的人，常被人指着他们取笑的人，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
¹“其不入”二句：意谓不入醉乡而昏迷荒惑的清醒之士，还是有的。²“而荒原”二名：醉乡中的荒惑败乱者，不自知其昏迷颠倒，反指清醒者为可笑。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然”，“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
背景
戴名世 1653 年三月十八日（4 月 16 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 1702 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 1705 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 1713 年三月六日（3 月 31 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