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嘉祐中戍秦中，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与人，而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胀懑无所不至。既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不死。德之言曰：“凡猛兽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号，其声震山谷。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试之前后如一。”
后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为候者所执。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孙谓之曰：“吾视汝非恶人也，类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为自告者置之秦州。张公安道适知秦州，德称病得除兵籍为民，至今往来诸山中，亦无他异能。
夫孟德可谓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顾，故有所慕，有所畏。慕与畏交于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见于面颜，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未有特立于世者也。今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发越于外，不自见而物见之矣。推此道也，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
孟德 ¹ 者，神勇之退卒也 ²。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³。嘉祐⁴ 中戍秦中，秦中多名山，德出 ⁵ 其妻，以其子与人，而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 ⁶：“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xù)⁷ 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 ⁸ 胀懑 (mèn) 无所不至。既 ⁹ 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 (zhé)¹⁰ 不死。德之言曰：“凡猛兽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号，其声震山谷。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 ¹¹。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qūn) 巡弭耳 ¹² 而去。试之前后如一。”
孟德曾经是禁军神勇营的一名逃兵。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山林，就入了军营，只是他“好山林”的愿望没有实现。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守卫秦中，陕西关中这个地方有很多名山。孟德离开了妻子，把儿子送给了其他人，逃奔到华山脚下，用身上的衣服交换到了十个饼和一把刀，就这样进山了。他心里想：“我是属于禁军的，现在跑到了这里，万一被拿着还是要被处死的，要不就被活活饿死，万一遇到虎狼毒蛇还是要死。对这三种死，我没有什么顾虑。”只管向山上走吧，他把饼吃完了以后，就靠野草和野果充饥。一天生了十次病也好了，呕吐、下痢、腹胀、胸闷，没有不遇上的。这样过了几个月，他吃这些东西就像吃五谷一样安全，因此进山两年都没有被饿死，遇上很多次猛兽也幸免于难。孟德说：“只要是猛兽，都能认出人的气息。离人还有百步，就伏在地上号叫，声音响彻山谷。我不害怕死所以才没死。过一会，它就跳过来想跟我搏斗，离我只差十几步，又不向前蹲坐在那里，犹豫不定，终于驯服地走了。我所遇到的猛兽都是这样的。”
¹孟德：此篇传记文的主人公，禁军神勇营的一名士兵。²神勇之退卒也：神勇，禁军兵营名。退卒，逃兵。³志：志向。⁴嘉祐：宋仁宗的第九个和最后一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一共八年（1056 年 9 月—1063 年）。⁵出：离开。⁶念：心想。⁷恤：忧虑。⁸利：同“痢”。⁹既：在之后。¹⁰辄：每每，总是。¹¹动：惊动。¹²弭耳：犹贴耳。这里是形容动物变得驯服的样子。
后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为候者所执。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孙谓之曰：“吾视汝非恶人也，类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为自告者 ¹ 置之秦州。张公安道适 ² 知秦州，德称病得除兵籍为民，至今往来诸山中，亦无他异能。
后来孟德到达商州，他却不知道这是商州，于是被哨兵抓住，他认为肯定必死无疑了。商州知府宋孝孙对他说：“我认为你并不是坏人，而像是有道的人。”孟德就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对他说了，宋孝孙就把他看作是自首，并将其安置在秦州。张安道恰巧在秦州做知府，孟德谎称有病，得以成为百姓。至今仍在各山中往来，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¹自告者：自首的人。²适：恰逢。
夫孟德可谓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顾 ¹，故有所慕，有所畏。慕与畏交于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见于面颜，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未有特立于世² 者也。今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 ³ 发越于外，不自见而物见之矣。推此道也，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
孟德真可谓一个有道之人啊。世上的君子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对有的事会仰慕，对有的事会畏惧；仰慕畏惧在内心纠缠，虽没有在行动中有所表现，但脸上还会露出情绪的，旁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弱者遭到侮辱，强者遭受讥笑，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超凡脱俗、独立于世。如今孟德没有挂念，盛大刚直之气外露于表，他自己没有觉察，但众人却看见了。把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即使遇上天地并列也是可以的，猛兽又有什么呢？
¹顾：顾念，关心。²特立于世：超凡脱俗、独立于世。³浩然之气：盛大刚直之气。
这是一篇传记文，共不超过五百余字，却写出了孟德这个小人物的一生。通篇围绕着“奇”字而铺开，描绘出孟德一生的奇性、奇行和奇遇。全文用言简意赅的严谨叙述，将孟德一生描绘的真实而传神，寓教于事，授人以深刻的哲理。
本文主人公孟德，是驻在地方的禁军神勇部的一名逃兵。他的身分非常普通，但爱好却不平常。正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以下不一般的故事。从事打仗的武夫，却偏偏向往山林生活，这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而矛盾的冲突，自然导致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作者一开始点明孟德的身分，介绍他的特殊爱好，实际上也就将故事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在人们眼前。仁宗嘉祐年间，轮到孟德所属的这支禁军去镇守秦州，这一带著名的大山很多，孟德带来了机会，这篇传记也就由此开端。
喜爱山林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孟德这样喜爱的却很少见：一是为此抛妻弃子，割断最难丢舍的骨肉之情；二是为此冒险逃离纪律森严的禁军，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可能；三是进山后生存条件极差，“以其衣易一刀十饼”，刀用以护身，十块饼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解决的缺粮危险。没有非凡的决心过人的勇气以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孟德能够这样做，正表现出他迥异于常人之处。作者通过以下两方面的事例，进一步描述孟德进山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危险，突出地表现出孟德惊人的忍受能力，以及在面临危险时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是写进山后饼已食尽的情况下，饥饿使孟德只能以草根木实为食，但肠胃无法适应，又吐又泻，肚腹胀结，吃了生病，病好了再吃，最后终于养成了以草根木实为食的习惯，克服了山中无粮的威胁。
二是山中常常遇到猛兽的袭击，但都能安然无恙。孟德认为：猛兽一般能识别人的气性，在离人百步左右，先伏下来吼叫，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吓唬；接着，奋力跳跃，张牙舞爪，做出一副吃人的姿态；最后，在离人十余步处坐坐走走，仔细观察人的反应。孟德不怕死，对猛兽的吼叫、跳扑等行动毫不在乎，猛兽也只好垂下耳朵悄悄离开。这样的情况试过多次，结果都一样。孟德进山数年，靠不怕苦、不怕死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在山中生活下去。
这近乎传奇式的经历，组成了这篇传记文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特殊的爱好，特异的行动，特大的困难，突出了孟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色彩，展开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情节，使整篇传记故事生动、曲折，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传记的后一部分，叙述孟德由山中出来，到达商州，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送到商州官府，由于知商州的宋孝孙识人，把他送回秦州安置；知秦州的张方平又帮助孟德脱出兵籍，成为自由生活的老百姓；对孟德的结局作一交代，同时更增强了这一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就此文的体裁、内容来说，自应以叙写孟德的生平经历作为重点，但就作者的深层写作动机来说，传记最后的一段议论却是最着意的笔墨，也是作者的见识超卓之处。从一般人看孟德的所作所为，只感到孟德的奇特；而 苏辙 却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议，在他看来，孟德最主要的不是奇特，而是“有道”。世上君子因为内心有个人的打算，所以必然有所思慕和追求，也自然有所畏惧和顾忌，虽然不一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但在面部颜色上总会有所反映，别人就会从中想法来加以对付。
与此相反，孟德心中无所顾虑、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博大刚强之气它虽然自己感觉不到，但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使猛兽不敢伤害。苏轼看过这篇《孟德传》后，曾写了《书子由孟德传》后》一文，认为人在不知怪惧时自有一种无形的旺盛强大的气势，形成一股令猛虎不敢伤害的力量，这也就是 苏辙 所说的可以“列于天地”的“道”。
”
三苏游京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 年 3 月 18 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庆历八年（1048 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 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 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东京（今开封），经过成都时，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 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苏辙中第后，创作《上枢密韩太尉书》给枢密使韩琦。四月，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1058 年）至嘉佑四年（1059 年）十月，苏辙随父苏洵在东京游历。十二月，苏辙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嘉佑五年（1060 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东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根据考绩迁调官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科举风波
嘉祐六年（1061 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 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建议新法
熙宁二年（1069 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被贬出京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 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 年）二月，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1073 年）四月，文彦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
熙宁八年（1075 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1077 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 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 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其兄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 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 年）七月，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返朝任职
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创作《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 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 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 年），权任吏部尚书。八月，奉命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
拜相参政
元祐五年（1090 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 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 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护军，进封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连遭贬谪
元祐八年（1093 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 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八月，到真州时，作《阻风》诗。
绍圣四年（1097 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
元符元年（1098 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 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 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 年）五月，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 年），为避祸，苏辙独迁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潜居颍滨
崇宁三年（1104 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 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
大观元年（1107 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 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 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 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10 月 25 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1131 年—1162 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1174 年—1189 年）年间，追谥文定。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1082 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 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 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 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 年）, 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
政治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水利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1092 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 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 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文学
政论与史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刘禹锡）、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诗赋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儒学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书法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