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莺在门外柳树梢啼唱，清明过后细雨纷纷飘零。还能再有多少天呢，春天就要过去了，春日里害相思，人儿憔悴消瘦。梨花小窗里，佳人正借酒消愁。
¹门外柳：暗寓见柳伤别。古人每每以折柳指代友人或情人送别。²能消：能禁受。³又是相思瘦：意指相思之苦让人憔悴消瘦。
这支有名的小令，是写思妇在春残雨细的时候，想到韶华易逝，游子未归，因而借酒浇愁，去打发那好天良夜。
曲的前两句，都不着痕迹地化用了唐人的诗句。“黄莺乱啼门外柳”，是写思妇，是从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的诗意点染出来的。意思是说，她正想在那里“寻梦”，让那千种情思、万般缱绻在梦里得到满足，可那“不作美”的黄莺，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在门外乱啼，使人不能成眠，无法在梦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的甜蜜。“雨细清明后”，是写行人，是思妇魂牵梦萦的对象，是从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句意中浓缩出来的。妙在思妇被黄莺唤起，不是埋怨行人误了归期，而是关心游子在阴雨泥泞的道路上黯然魂消的苦况，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曲的意境。作者在这里引用唐人的诗句，有撮盐入水之妙。
“能消几日春”二句，是双承上面两句的曲意，即不但思妇禁受不起几番风雨，就是那天涯游子也同样受不了离愁的折磨了。这句话也是从辛弃疾的“要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词意中点化出来，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的怅然无限的相思，令人憔悴，令人瘦损，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这里着一“又”字，说明这样的两地相思，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跟作者的“总是伤春，不似年时镜中人，瘦损! 瘦损!”《庆宣和·春思》乃同一机杼。这支小曲之所以自然而不雕琢，典雅而不堆垛，正是作者博搜精粹，蓄之胸中，自然吐属不凡，下笔如有神助。
曲的头部和腹部，写得如此婉丽清新，结语须是愈加精彩，愈着精神，才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所以“诗头曲尾”，古人是极为重视的。王骥德说：“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曲律·论尾声》。曲论家之所以不惮其烦，来总结曲的末句的艺术经验，说明它是关系到曲的成败的。这“梨花小窗人病酒”，就是俊语，就结得响亮，饶有余味。它既照应了前文的“清明后”和“几日春”，也概括了“相思瘦”的种种原因，又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因为梨花是春光已老的象征，她隔看小窗，看到梨花凋零，春事阑珊，而远人未归，闲愁无既，于是只好用酒来解除胸中的愁苦。病酒，就是伤了酒。读到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和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词意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词情和意境的基础上，在曲尾对曲的整个意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创造，这才使人感到“言简而余味无穷”。
”
张可久存世作品现存小令 855 首，套曲 9 首，数量为有元之冠，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元代 220 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其他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钟嗣成《灵鬼簿》记载，“有《今乐府》盛行于世，又有《吴盐》、《苏堤渔唱》”，另有胡存善编《小山乐府》)，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散曲集有《小山乐府》、《张小山小令》、《张小山北曲联乐府》等版本传世。
明朝朱权在其《太和正音谱》中称张可久为“词林之宗匠”，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明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
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
张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代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三种行于世（见曹本《录鬼簿》），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编有《小山乐府》（同上）。今存散曲，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其数量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然以散曲盛称于世。元·高栻《双调·殿前欢《题小山苏堤渔唱》称其“才华压尽香奁句，字字清殊”，“价等连城玉，名重《长门赋》”；大食惟寅《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称其“声传南国，名播中州”。明·贾仲明补《录鬼簿》挽词，称“照耀乾坤《今乐府》，《苏堤渔唱》文相助，又《吴盐》余意续”，“荆山玉，合浦珠，压倒群儒”（天一阁本《录鬼簿》）。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瑶天笙鹤”，又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明·李开先序乔吉、张可久二家小令，谓“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王骥德《曲律》则辩云：“李则（王）实甫，杜则（马）东篱，始当；乔、张，盖长吉、义山之流”。清·刘熙载《艺概》称乔、张“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惟张尤翛然独远耳”。今人或有以为小山曲风雅丽，其曲作有“不脱词境”、“词曲间几乎一致”者，但亦肯定“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华一派之所由立也”（任讷《曲谐》）。
部分作品如〔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等抒发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卖花声〕《怀古》等曲写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险恶。这类作品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现实。他的小山散曲的又一内容是向往归隐，描写归隐生活中的情景。“依松涧，结草庐，读书声翠微深处。”张可久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不少唱和之作，显得平庸。虽有愤懑和不满，但仍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其作品多为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和应酬怀古之作。作品表现了闲适散逸的情趣，同时吸收了诗词的声律，句法及辞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种清丽而不失自然的风格。明清以来颇为文人推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之宗匠”。享誉当时，是一代曲风转捩的关键人物。元散曲前期创作崇尚自然真率，后期则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的创作实践在曲风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散曲在后期被视为典范。
地位
张可久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而他的散曲里涉及的是隐居和游荡的江湖生活，正如他自己所形象概括的“半纸虚名，万里修程”[上小楼《春思》]。
张可久长期为吏的身世，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伤，向往归隐。因此，描写归隐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显得多一些。“归隐”虽然是一个传统题材，而对张可久来说，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 70 岁尚任小吏“昆山县幕僚”；80 岁还任“监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显得平庸；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又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顺从，虽有愤懑和不平，都表现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
张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元代前期，散曲家时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在这划时代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离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丰富多彩而又清丽的风格，自成元代散曲鲜花中的奇葩。《录鬼簿》把张可久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类。他专攻散曲，特别致力于小令，能得乐府遗妙。
张可久的散曲作品，当时即已集成。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存小令 855 首，套数 9 篇，占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著有《吴盐》、《苏堤渔唱》、《小山北曲乐府》等散曲集，又有天一阁本《小山乐府》共六卷。
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被誉为“词林之宗匠”。清代诗论家刘熙载推崇他为“曲家翘楚”。他的散曲主要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锻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诗词作法，籍以入于典雅。许光治说他“俪辞追乐府之工，散句撷唐宋之秀”（《江山风月情·自序》）。李开仙《小山小令序》评小山乐府，谓如瑶天笙鹤，有不食烟火气，可称之为“曲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