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旧。(墙东 一作：东墙)
帘幕疏 (shū) 疏¹风透。一线香飘金兽 ²。朱阑(lán)³ 倚遍黄昏后。廊上月华 ⁴ 如昼。
户外的风吹进疏帘，香炉里飘起一线香烟。黄昏后倚遍红色的栏杆，廊上的月光如同白天。
¹疏疏：稀疏。²金兽：兽形的香炉。³朱阑：红色栏杆。⁴月华：月光。
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 ¹ 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旧。(墙东 一作：东墙)
别离的滋味比酒还浓酽，令人瘦损病恹恹。此情比不上墙东的杨柳，春天时柳色依旧如去年。
¹著人：使人。
上片写景，由室内写到帘外，是寓情于景。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这两句通过对细风透进帘幕、香炉缕缕飘香的描绘，明写官妓刘淑奴闺房的幽雅芳美，暗写前来幽会告别的环境气氛，隐含越是美好、越是值得留恋，越是幽静、越是格外凄清的弦外之音。
“朱栏倚遍黄昏后”二句，紧承首二句而来，由室内转而写室外，由黄昏写到深夜，勾勒出倚遍每一根栏杆、凝视着画廊上如昼月光的生动画面，传达出回忆往昔并肩倚栏，携手赏月，而今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愁绪。原来她从寂寞空房的炉烟袅袅记起当时两情绻缱的往事，如今离分两地，叫人思量。所以她不禁由室内走出帘外，在朱栏绕护的回廊上，一遍又一遍地倚栏望着，从白天盼到黄昏，从黄昏盼到浩月流辉的深夜。“月华如昼”，说明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往日相聚，两人浓情密意，喁喁低语，何等欢爱；可是而今天各一方，形单影只，欲语无人谁诉。教人深深惆怅。上片四句全部写景，而字里行间则洋溢着离愁别绪，因为往昔天天如此，而从今以后却不复再见了，对景伤情，万般无奈之意，尽在不言中了。这两句主要从时间上着笔，写离别之人从黄昏到深夜，倚遍栏杆，离愁无限，对月无绪的痛苦情态。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上片写法正是如此。
下片在上片写景的基础上，着重抒情，借外景反衬内心的苦闷，是以景衬情。
“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这两句是全词的主调，这种“别离滋味”只有自己深深地感到，要说出来却又十分抽象。词人在这里用“浓于酒”一词来形容描写这种离愁别绪的浓烈程度，这就使抽象的情感物态化、具体、形象，它不仅将比酒更浓烈的离愁别恨极为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而且将词人借酒浇愁的神态巧妙勾出，收到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如此，“著人瘦”一句便水到渠成，落到了实处。这种离愁竟使人为之憔悴，其滋味便可想而知了。
“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紧承前句而来，前两句写离愁滋味超过浓酒，进行正面对比；这两句写别情不及墙柳，则从反面衬托：柳叶只枯黄萎落于一时，春风一吹，柳色如故。言外之意，人一离别，各自天涯，是否能再续旧情，可就说不准了。这一反衬，由眼前的墙东柳触发而起，既信手拈来，又新奇贴切，极为深切地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惆怅之情和缠绵悱恻之意，这就成为全词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写景纯用白描，毫不雕饰，清新流丽，而情寓其中；写情，直抒胸臆，决不做作，层层转跌，入木三分。其中绝无香泽绮罗之态，唯有不加矫饰之情。使词作具有清新流丽的风格特征。（池万兴）这首词风调清丽，情致缠绵，在婉约词中也属上乘之作。（郑临川）
”
张耒 原籍亳州谯县 (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 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 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 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 年 -1085 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 (1086 年) 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 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 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 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 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 (1099 年) 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 (今阜阳) 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 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 (1102 年) 被贬为房州 (今湖北房县) 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 (1105 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 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相继辞世后，仍作为文坛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宋史·文艺传》称其：“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 1999 年出版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 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