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
庭 (tíng) 户¹无人秋月明，夜霜 (shuāng) 欲落 ² 气先清 ³。
寂静的前庭空无一人，只有秋月仍旧明亮，夜霜还未落下秋气已先清冷、萧瑟。
夜坐：夜间月下独坐，在思考人生。¹庭户：庭院。²夜霜欲落：古人认为霜是从天上降落的。³清：清冷、萧瑟。
梧桐真 ¹ 不甘 ² 衰谢 ³，数叶迎风尚⁴ 有声。
梧桐树矗立在庭前，也不甘就此衰落，仅剩的几片树叶迎着秋风却仍在飒飒作响。
¹真：一作“直”。²甘：甘心。³衰谢：衰落凋零。⁴尚：还，仍。
这首七绝是秋夜即景咏怀诗，诗人通过咏不甘凋零的梧桐来寄托自己倔傲的心志。首二句写庭院无人，月色光明，夜霜将降，空气清冷，不但点明了时令，渲染了氛围的沉寂凄清，而且烘托出诗人“夜坐”时孤寂的心境。后两句笔锋振起，赞美庭院中不甘凋败衰谢的梧桐，其中一个“真”字充满了诗人无限钦佩之情。结句具体地描绘出梧桐秋残之叶迎风抖擞的姿态。小诗寄寓了诗人不甘寂寞、积极人世、老而弥坚的自强精神，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意味，是一首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好诗。此诗用词浅显平易却寓意深切。
“庭户无人秋月明”，紧扣诗题“夜坐”二字，交代了环境。诗人在夜深人静之时，难以成眠，独坐月下，把自己融进了静谧而优美的自然之中。“秋月明”三字，乍看似陶渊明“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明澈淡远之境，可是韵味迥然不同。“庭户无人”四字，将月色衬托得孤冷寒冽，使秋景变得萧瑟清寒。
“夜霜欲落气先清”，使人惊叹诗人对大自然观察、描绘的细腻与准确。清秋之夜，霜雾并不是骤然降临，它常常是随着月转星移而逐渐显现，所以诗人用了一个“欲”字。气清才显月明，月明益见气清，两者互为因果。此句与上句所构成的境界，使月与人离得更近了。明月近人，才更能逗引诗人心驰神往。
“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两句是写这时，诗人独坐室内，静听秋声，不免神驰千里，情骛八极。他从稀稀落落的桐叶声中，听出了刚强的抗争精神、强烈的生命力，从而心灵受到震动，被带进了对人生哲理深邃而渺远的思考之中。当霜风凄紧之时，几叶寒桐迎风抖动，铮铮有声，多么扣入心弦。“尚”字紧扣上句而来，表明这数片寒叶在寒风中仍不甘心凋零，同时还暗示诗人内心的倔强之态。《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人此时闻声兴感，情怀发于不自觉，正是思与境谐的天然妙合。
严羽《沧浪诗话》在讲到诗的好处时曾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杜诗纬》也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张耒 的这首诗就有意境深远的妙处。
”
张耒原籍亳州谯县 (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 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 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 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 年 -1085 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 (1086 年) 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 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 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 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 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 (1099 年) 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 (今阜阳) 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 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 (1102 年) 被贬为房州 (今湖北房县) 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 (1105 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 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相继辞世后，仍作为文坛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宋史·文艺传》称其：“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 1999 年出版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 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